当血淋淋的伤口渐成伤痕

7月8日，当新闻弹窗显示出安倍中弹身亡的图片后，评论区几乎一边倒的叫好声，无数人回复“要是死在昨天就更好了”。

安倍晋三是名政客，他的所有行为，均从日本政治利益出发，无法简单的用好坏以蔽之。但是从他遇刺这件事能看出，中日之间，横亘在其中的那道历史伤痕有多深。

前段时间，我是在平台上购书时，为了凑满减，临时从榜单上选了一本价格合适的书，书名叫做《南京大屠杀》。就是这部无意购入的书，看完之后心情激荡了好久。



《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作者是美籍华人张纯如。
她的祖父母在大屠杀前夜逃出生天，她从小就听家里人讲述过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但是在学校、在图书馆、在西方的历史学术界，她几乎找不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
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的暴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屠杀暴行。

她决心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著作，“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这本书一经问世，所形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陆续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我买的这本由“中信出版社”所出版的书扉页显示，中文版已经再印二十多次。

虽然是历史著作，但书写的很通俗易懂，对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的剖析，以及描写了被卷入了历史漩涡的那些幸存者的现状。

一，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

书中用很长的篇幅，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那些在军国主义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
为什么在那样的场合下，日本士兵完全背离了人类行为的规范、释放出兽性的一面？
当时的南京，有五万侵华日军，九万守城国军，六十多万平民，单从数字上来看，不禁让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在心底生出疑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人类自发明战争以来，在“海牙约定”之前，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战争的底线和准则，那就是，不杀降兵、不杀百姓。之所以有六七十万平民留在了南京、没有外逃，也是因为老百姓以为不管哪一方获胜，无数改朝换代的历史证明了，统治方总是需要百姓、百姓总会找到活路。
万万没想到，当国家无法保护他的人民时，等来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场残酷无比的屠杀，金陵古都变成了人间炼狱。
当时日本军人的行为，不仅仅是杀人，而是以虐杀的方式取乐，让很多在南京的战地记者都为之感到恐惧。（书里也引用了很多日方随军记者的资料，是的，连日本人自己也难以面对。）

二，为什么国际上关于谴责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声音很多、而关于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屠杀的声音却那么弱？

在那场大屠杀中，大概二三十万的幸存者，托庇于当时叫做“南京安全区”的狭小区域里。
这是由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个外国人出于人道精神，建立的一个“国际中立区”。他们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是传教士、医生、教授、企业高管...基本上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没有跟军队打交道的经验。
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德国人约翰.拉贝。他留下了一本著名的《拉贝日记》。

拉贝是西门子南京办事处的高管，也是一名纳粹党。
当时的德国纳粹是日本的盟军。因为这种特殊身份，拉贝每天戴着他那个纳粹标志的袖章，在南京街头游走，几乎不停的有人拦住他，哀求他阻止正在发生的暴行。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的给日本大使馆写信，后来才发现根本没用，日本的政府约束不了日本的军队。他也给希特勒写信，希望希特勒能以盟军的身份告诫日本、阻止这种违背战争法的暴行。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他秘密藏起来的日记本，在去世多年后，由孙女向世人公开，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明妮.魏特琳，美国人，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
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将学校向妇女和儿童开放，每天都有上千名难民涌入。但她的身份对比拉贝来说，对日本人的震慑力偏弱一些，因此日本人多次强行进入学校，借口搜查逃兵和妓女，分批带走了一些人。这让魏特琳承受了极大的精神折磨。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看到副标题“二次大战中被遗忘的浩劫”，可能会有些疑问。
义务教育历史课内容，尽人皆知，何来“遗忘”？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在一个狭窄的视野内，作者张纯如，站在全球视野上，要向英语主流世界揭开这个不被西方世界所了解的人类暴行。

最初，日本人对大屠杀的前几天深感自豪，日本报纸也刊登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

美国的“帕奈”号炮艇，组织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撤离，但是攻陷了南京的日本军人兴奋过了头，将美国“帕奈”号击沉。
于是，很快，国际舆论介入了这场战争。

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舆论压力，将之前的报道称为是“战争宣传”而不是真实新闻。

仍有一些国际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很多影像资料，寄给自己的国家。

日本随军记者，将胶卷寄给上海的一家日资店冲洗，一位中国雇员悄悄的多冲洗了一份，藏在家里浴室墙壁中。这份珍贵的资料在多个人手中辗转，九死一生，才留到了现在。

但是出于政治原因，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等，高层人员不约而同的，都没有向民众披露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纳粹曾经屠杀犹太人，但西方世界的老百姓却没有几个知道日本军人曾经屠杀中国人。

至于日本，更不用说。战后，日本军方封存甚至毁灭各种资料，坚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甚至大量修改教科书，蒙蔽本国百姓。

解放后的新中国，出于各种原因，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三，关于死亡人数的争议

最初的日本军方，是坚决否认屠杀。
但是随着国际舆论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挖掘出来，他们转变了思路，不再否认大屠杀，而是在“30万”这个数字上做文章，认为数字过于夸大，甚至有人说仅仅死亡了几千人，属于正常的战损。
是谁给了这些人睁眼说瞎话的勇气？

张纯如搜集了很多文献资料，引用大量史实，得出了结论：30万这个数字，只会低估，真实数字可能更可怕。
对于30多万冤魂而言，“被遗忘的大屠杀，相当于第二次屠杀”。

四，施暴者和受暴者的现状。

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并没有得到充分伸张。
当许多曾肆意蹂躏南京市民的日本人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全额军队养老金和其它津贴时，成千上万南京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贫困、屈辱的生活。

战后，由于冷战的兴起，以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逐渐对抗，美国基本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政治体系，并纵容了很多战犯逍遥法外。
当德国纳粹被彻底审查并接受惩罚时，日本战犯却重新掌权并飞黄腾达。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在与国际社会隔离的状态。大多数的南京幸存者保持沉默，他们不了解国际法，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也没有发声的渠道。

拉贝先生，大屠杀结束后，他带着一套南京暴行的影像拷贝，被召回德国。
此后便音信皆无。
很久之后他的孙女说，拉贝被盖世太保带走，并收到警告，不得再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进行演讲、讨论、写作，并没收了他的影像拷贝。
日本投降后，由于他曾经是一名纳粹党，在德国饱受折磨，挣扎在生死线上。
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到了中国，南京的幸存者在几天之内为拉贝募捐了1亿元（约当时的2000美元），并且在1949年解放南京之前，南京市民每月都为拉贝寄去一包食物。
这些东西对当时的拉贝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他本人说，这是他重建生活的信念。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
死前，他对手头的所有大屠杀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装订。
直到半个世界后，张纯如因为写书需要搜集资料，辗转联系到了他的孙女，这些资料才得以重见天日。

维特琳女士，南京大屠杀带给她的，是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
这位50多岁的西方女性，在南京幸存百姓眼里，几乎成为了神话传奇。
但她本人再也没有从创伤中恢复过来。
不久她精神失常，同事将她送回美国接受治疗。
两周之后，她自杀去世。

张纯如，本书作者，由于写书过程中，接触了太多的残酷史实，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出版后，屡受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随着工作和精神压力，偏头痛加剧，她患上了抑郁症。
04年的冬天，她在自己的轿车里，掏出手枪，结束了年轻的生命。